八寶山革命公墓骨灰堂第一室的正廳，安放的是朱德、彭德懷等開國元勛的骨灰盒。有一個人，既沒有擔任過中央領導，也沒有軍銜，卻得以與朱德、彭德懷“同室”。

　　黃埔陸軍軍官學校第四期學生，出了一大批將軍級的軍事人才。有一個人，同樣表現(xiàn)出色，卻不想做將軍。

　　這個人就是王世英，中央特科最后一位負責人。

　　“不做將軍做特工”。王世英在白色恐怖下的滬寧津等地堅持我黨地下斗爭，建立和保存了許多重要的內(nèi)線關系，使中央特科在上海戰(zhàn)斗到最后一刻。

　　“虎穴”同學聚會，“出殯”智救同志

　　1927年9月，中共中央機關從武漢陸續(xù)秘密遷回上海。1931年4月和6月，顧順章、向忠發(fā)先后叛變，中共中央在上海、南京的情報網(wǎng)完全暴露。

　　1931年底，王世英臨危受命，以特派員身份到南京開展工作，恢復建立地下黨組織網(wǎng)絡，收集情報，進行秘密斗爭。離滬前，陳賡鄭重地跟王世英談話：“組織決定委派你為中央特科駐南京特派員，代號‘老余’。目前敵我斗爭形勢非常嚴峻，唯一的無線電臺也失去聯(lián)系。你要想辦法，先站住腳跟，再開展工作。緊急聯(lián)絡暗號是‘伍豪之劍’?！?/p>

　　此時，南京白色恐怖蔓延，敵特猖獗。王世英秘密到幾個聯(lián)絡點接頭，發(fā)現(xiàn)都已被破壞。為摸清情況，他以商人身份在南京夫子廟一間茶館邀請黃埔同學聚會。就在這次聚會“吹牛”中，王世英得知端掉中山路聯(lián)絡點和監(jiān)視金源車行的就是徐恩曾的隨從副官，他的黃埔同學史濟美。

　　金源車行已成為敵特嚴密監(jiān)控下的誘餌，里面的同志難以脫身，外面的同志不知情，還在冒死營救。如何處理金源車行聯(lián)絡點，成為王世英只身來南京要啃的第一塊“硬骨頭”。

　　王世英多次在車行附近的如意茶樓二樓暗中觀察。這天，一個外國教士模樣的人在車行門口被便衣攔下盤問，教士稱是“送福音書的”，便衣將他轟走了。突然，王世英發(fā)現(xiàn)教士胸前有一個十字架小飾品，被教士捏在手里時，像是一把向下的劍。王世英迅速下樓，追上去“偶遇”，當著教士的面，拿出一塊帶“十字架”飾物的懷表假裝看時間。

　　教士馬上停步：“先生是基督教徒？”王世英點頭，問：“附近可有出租鋪面的？”教士眼睛一亮：“有的！前面胡同五號。”并舉起胸前劍型十字架示意?！拔楹乐畡Α保〈_認過眼神，兩人一前一后走到僻靜處。在敵特的眼皮底下完成了接頭。

　　數(shù)日后，金源車行門口出現(xiàn)一支喧鬧的出殯隊伍，鼓樂齊鳴，哭聲一片。被困在院子里的兩名地下黨員走出院子，認出抬棺的正是自己人，立即心領神會。趁現(xiàn)場的便衣特務看熱鬧之際，出殯隊伍里的王世英一使眼色，一名杠夫在換肩時栽了杠，摔倒在地；杠夫、家屬之間頓起爭執(zhí)，扭打起來。亂作一團之際，被困的地下黨員被拽到一邊……當便衣特務看完熱鬧再回頭搜尋時，地下黨員已不見蹤影。

　　老板熱情留“客”，閣樓金蟬脫殼

　　1932年11月，徐恩曾指派史濟美前往上海擔任中統(tǒng)上海站站長。史濟美在中統(tǒng)能力出眾，向忠發(fā)叛變案就是史濟美謀劃的。一上任，史濟美就查抄了中共臨時中央機關報《紅旗日報》所在地新生印刷廠。該廠負責人叛變，供出一批地下黨員，其中包括王世英。

　　此時，為掩護身份，王世英在南京夫子廟一帶開了家“鴻昌南貨店”。早就對王世英夫婦起了疑心的史濟美立功心切，親自去堵王世英的門。

　　王世英剛剛得到消息，正在緊急焚燒文件，并準備撤離上海?？吹介T口史濟美的身影，王世英迅速將脖子上的圍巾取了下來，搭在窗臺上，給同是地下黨員的妻子李果毅示警。然后，迅速擎著一把紫砂壺下樓，面色如常地跟史濟美打招呼。史濟美詢問李果毅在哪里，王世英大大方方地回復“她出去買菜了”，并熱情地邀請史濟美留下來吃飯，“等她回來燒幾個好菜，咱們喝兩杯?！?/p>

　　王世英給史濟美沏好上等的普洱茶，便旁若無人地算起賬來。見王世英鎮(zhèn)定自若，史濟美有些猶豫，便開始旁敲側擊：“聽說你現(xiàn)在的夫人在湖南鬧過農(nóng)會？她先頭的男人是共產(chǎn)黨？”王世英淡然回話：“那是潮流嘛。你我在學校，不也鬧過學潮嗎？”一句話說得史濟美笑了起來。

　　給史濟美添過茶水后，王世英拿著空暖壺上了閣樓。他故意踩著重步，對樓下的史濟美喊話：“你稍坐啊，水開了。我灌了暖壺就下來。”隨后打開水管，在水池里放了鍋碗杯盤，讓水聲嘩嘩嘩響了起來。他迅速打開窗戶爬上房頂，敏捷地翻進隔壁家的陽臺，穿室而過，從雜貨鋪的后門跑到了街上。

　　待發(fā)覺不對勁，史濟美率特務們沖上閣樓時，王世英早已不見蹤影，只有自來水流了一地。神秘的“鴻昌南貨店”老板消失了。

　　特務“細胞”滲透，紅隊神槍“打狗”

　　中央特科下屬的紅隊也稱“打狗隊”，專門懲處叛徒和特務，多次完成急、難、險任務，是黨的一支強有力的便衣別動隊。

　　1933年，國民黨中統(tǒng)上海站推行向我黨內(nèi)部滲透的“細胞計劃”，打入我黨地下組織內(nèi)秘密發(fā)展自首和變節(jié)人員，給我黨地下組織造成嚴重威脅。這個計劃的制訂者就是王世英的黃埔同學錢義璋。1933年2月，重新回到上海，時任中共上海中央執(zhí)行局軍委委員、負責情報部的王世英決定重建紅隊，除掉錢義璋。

　　我黨組織機構不斷被破壞，王世英層層抽絲剝繭，終于挖出了內(nèi)鬼“阿榮”。一次，阿榮偷偷溜出去送信，被紅隊隊員扭獲。繳獲的紙條上寫著“13日上午，紅隊在廣西路悅來酒家行動，4號”。4號就是阿榮。

　　王世英要阿榮重新密寫“偵得王世英秘密住址，15日全日在家。4號”。錢義璋接報后，大喜過望，親自帶了20多個特務隨警車出動。他進入紅隊預設的包圍圈后，才發(fā)覺上當，錢義璋當場斃命。

　　一次，中央特科負責人武胡景去參加秘密會議，被叛徒告密，大批軍警憲特包圍了會場，由叛徒一一辨認。危急時刻，王世英帶領紅隊火速趕往會場救援。他對隊長朱軍說：“只有叛徒一個人認識胡景。只要干掉叛徒，敵人就抓不到了。”

　　紅隊大搖大擺進會場，只聽一聲槍響，叛徒應聲倒地。接著，照明燈滅了。黑暗中，人群亂作一團。武胡景順利脫險，紅隊神速撤離。

　　翌日，有報道驚呼“紅隊神槍手大鬧劇場，軍警死傷慘重”。還有報道說紅隊“個個飛檐走壁、百步穿楊、來去無蹤、神秘莫測”。一時間，叛徒特務聽到“紅隊”兩字都心驚膽顫。

　　1934年以后，王世英任中共上海臨時中央局軍委代理書記，主持我黨在國民黨統(tǒng)治區(qū)的軍事、情報和聯(lián)絡工作。1935年7月，上海臨時中央局遭到敵人破壞，他將上海的領導機關人員轉移至天津，為黨組織保存了一批重要的革命力量。1935年10月，中央特科圓滿結束時代使命，撤離上海。